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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綱時空
脆弱的繁榮 —王志綱揭底中國暴富狂飆之謎(經典長文)
shuwon 2016/1/25

時下中國有兩個觀點爭論不休且愈發激烈。一邊很多人講中國經濟的崩潰論,但另一邊觀點卻是中國經濟將繼續發展并甚至有望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一邊說經濟下行捂緊口袋,但另一邊又是中國游客瘋狂走向海外爆買狂購。


二三十年前歐美人眼里的那些唐人街里洗碗、開餐館的形象,如今竟變成了出手大方的豪客買家,倫敦、巴黎街頭盡是被這些人平趟橫掃。另外,歐洲的英國首相、法國總統也紛紛甩開意識形態爭議一次次的訪問中國,都標榜自己是中國最好的合作伙伴,但其實他們是看中了習大大那動輒幾百億的商業大單。


在這樣眾說紛紜的背景下,應如何看待中國經濟未來發展趨勢呢?在智綱智庫內部學習會上,王志綱老師應大家的強烈要求,用獨特的視角對當下中國暴富繁榮的看法以及背后的規律和邏輯進行了精彩解讀,現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編者按

智綱智庫(王志綱工作室)



一、財富的奧秘一個被忽略的阿里巴巴山洞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以至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財富百分之百是新的增量成果。但真實情況呢?實際上,新增財富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少,而其它超過百分之七八十的財富來源是中國人不知道的,也是西方人看不懂的,甚至享受在福澤中的那些國人也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那么中國迅速暴富的秘密是什么呢?其實是國有資源進行商品化、資本化的作價和溢價。這就好比一個歷經千年積累形成的巨大壓縮餅干,被資本之水浸泡后迅速膨脹,變得異常龐大不可想象。但當打開千百年的歷史畫卷之時,你會發現:這是一種“歷史的補償”。一切都由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變現而引發。



首先是公有化運動,中國的公有制主要分為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其中國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種高級形式。毛澤東時代,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名義下實行了暴風驟雨般的公有化運動。第一是工商業改造,工商業全部收歸國有。第二是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度,實行土地公有制。直白的講,就是用最直接、最強勢的方式,幾乎不花一分錢,一夜之間將幾千年積累下來的生產資料全部公有化。


而對比同階段的英法美日等國家,由于倡導“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人權信條,而且生產資料在幾百上千年里已基本完成市場化作價,潛藏的財富價值已經開發殆盡,所以不以贖買或者其他付出較大成本的方式無法獲取。這就像吹一個氣球,西方國家因為非常透明,已經吹不起來,一吹就要爆了;而中國則像吹一個牛皮,怎么吹也還有很大的空間。


不過西方觀點也罷,國內公知也罷,都認為共產黨的這種公有化就是階級斗爭和剝奪,因此都加以嚴厲批判。但歷史就是如此吊詭,“前人栽樹,后人乘涼”,這白駒過隙間完成的國有資產原始積累,反而為鄧小平時代的市場化改造清除了障礙、創造了前提、鋪平了道路。這正像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做為補償的。否則,中國怎能30年就實現全世界罕見的城市化,20年就實現快速的高速公路化,10年時間就實現高速鐵路化。所以我們講財富的秘密就在這里,用10%的引子,催化了90%的存量,建成了整個人類歷史極其罕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回過頭說公有化,即便是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許許多多中外公有化歷程的迥然差異。舉個國內公知極力推崇的例子,比利時城市中心的一個爛房子里因為住了個乞丐,所以拆不了遷。這個乞丐為什么不搬出去呢?他說了句“偉大”的話:“風能過,雨能過,國王不能過。我就不讓你們拆,民權大于一切,民主自由大于一切。”最后無論如何也拆遷不了。他竟然因此成了一個所謂“天賦人權”的豐碑。而印度到現在也沒有建成一條高速公路,為什么?因為“私有財產神圣而不可侵犯”。


還有一個真實的例子。我在一個地方做項目,那里的開發區做得很成功,速度快,效率高,運作順暢。后來人家告訴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這地方之前是個勞改農場。因為屬于公有制性質,不涉及拆遷和補償等問題,因此開發起來就很容易。這個例子就充分折射了“公有化遺產”的特殊價值。但這真叫人哭笑不得:道義上我們譴責它,但從國家和民族發展上我們還得感謝它。


在此基礎上,仿佛在一夜之間所有的土地、森林、湖泊、礦藏、通訊、航線等資源一股腦的都要變成國有資產,一個巨大的寶藏噴薄欲出。而目前中國也在利用PPP等模式將這些資源變現,其中一些已經實現了資源的資產化和資本化。回想過去,這些年暴富的礦老板、電信巨富、石油大亨等其實無一不是借此方式實現暴富的。在中國,這樣的資源作價事實可以說比比皆是。


最后,中國通過剪刀差的方式將農民的勞動成果用作工業化積累。30年前中國的剪刀差現象尤為嚴重,其中農民是重點。例如,農民的糧食可能本來值兩毛錢,而共產黨用剪刀差的方式七分錢收購,差價的一毛三就被盤剝出來,統統被用來買車床、購設備,成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基礎。工業剪刀差誰都承認,但沒人算過這里面的賬,其實不過分的說,中國那僅有的城市基礎和工業基礎還是農民貢獻出來的。回首建國三十年的發展,國家經濟日隆的背后其實是透支了人民的經濟富足和生活幸福。當然,雖說客觀上這是中國特色生產力結構的需求,但主觀上我們父輩、祖輩們的艱苦卓絕是絕不該被忘記的。


習大大說要打通過去三十年與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關系,其實是因為他看到了兩個三十年前后辯證統一的關系。毛澤東那三十年的生產資料和資源大統籌為后一個三十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改革開放三十年則讓中國迅速崛起,但其核心還是前三十年和之前累計下來的生產資料進行市場化、資本化的結果。因此,這個搞清楚以后再對今天的繁榮和發展進行探討,那才是實事求是的結果。



二、財富的泡沫人民幣幣值是否被高估?



探討中國經濟現狀之前,我們先把歷史的時針撥回到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的日本。



戰后日本經過近20年持續增長取得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高速發展成就。而隨著進入“平成景氣”時期,也就是1987年6月到1991年2月,日本開始了為期51個月的泡沫經濟發展階段,這給日本經濟孕育了深刻的矛盾并留下了嚴重的后患。在這場虛擬經濟迅速發展的過程中,日本資產規模迅速膨脹:1985年,日經平均股價就已經開始上漲;1986年,日經股價在1-12月間上漲44.1%,從而拉開了泡沫經濟的序幕;1987年地價暴漲,在地價漲幅最大的1988年,全國平均上漲了21.7%,其中三大都市圈上漲了43.8%,東京圈的漲幅更高達65.3%,日本泡沫經濟全面爆發。


在此期間,土地投機嚴重,銀行地產融資推波助瀾,民眾賺錢異常容易,很多人都去炒股炒樓,更讓人瞠目的是,東京的房價最后甚至被炒到可以買下整個美國。日本海外購買軍團則走遍全球,買汽車、買豪宅、到處旅游,整個社會陷入了一片浮夸躁動之中。種惡因必得惡果。最終,1990年10月1日,東京股票市場日經平均股價跌破2萬日元,跌幅達49%,股票市場的時價總額瞬間消失270萬億日元!這就是著名的 “黑色星期一”,也是日本泡沫經濟開始崩潰的起點。自我作踐必然自作自受。日本經濟一夜之間被打回原型,整個社會進入了長時間的大蕭條狀態。



讀不懂的中國消費


這些年來,我幾乎走遍了世界上的發達國家,但我發現自人民幣升值以來,歐美國家的物價已經逐漸和中國持平甚至比中國便宜。比如,國外的一雙髙尓夫頂級運動鞋七百元,國內至少三千元;國外打一場高爾夫球也就10美金,而國內類似球場竟要2000多人民幣,而且享受的環境、服務完全不在一個量級;國外30萬美金可買一套別墅,而五十萬美金在深圳連套房子都買不起,按現在的住宅物價,300萬人民幣只能買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這樣的消費現象在不知不覺間產生,卻已經真真實實的出現在我們身邊,而且仿佛似曾相識。


種種這些非常值得思考,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講,這是典型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我們都知道現在的經濟靠投資、出口拉動已經不行,必須要靠需求拉動。而事實上呢?這巨大的消費需求確實存在,但卻不能在中國被滿足,反而全跑到外國去,其根本還是我們被虛榮遮住了眼光。


人民幣幣值是否被高估?


表面上看,我們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貌似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但為什么價格卻增加了幾倍、幾十倍?其實這是資本假象和資本幻象在起作用。它首先集中反映到汽車、奢侈品等方面,然后逐漸延展到吃住行游購娛等高端消費。現在我們都覺得貨幣不值錢,是因為通貨膨脹必然導致貨幣刺激,這跟美元、日元對沖的全球化影響有關。而人民幣國際化以后,你不升值,就被別人泡沫化;你不泡沫化別人,別人也會泡沫化你。所以無論根據量化寬松也好,根據安倍經濟學也罷,人民幣一定要在國際大勢里對沖。歸根到底,人民幣升值本身是一種虛化的概念。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深深的感到國際市場上人民幣被高估了。


而人民幣被高估必將導致以下三個方面的后果:


1,資本外逃,消費力外流。由于人民幣被高估,而國外的物價相對便宜,質量和服務也好,所以驅使消費者去國外瘋狂消費,導致資本和購買力外流,反而拉動國外的消費。


2,出口受阻。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產品更貴,成本優勢喪失,引起出口受阻。賬面上中國雖然有上萬億的外匯儲備,但如果這個局面不能扭轉,兩三年內將面臨坐吃山空的危險。


3,造成人心浮躁,投機涌現。就像日本泡沫化的過程一樣,炒股的人不惜賣工廠實業,意圖靠對賭杠桿撬利,結果股市狂跌縮水平倉,一下回到解放前;炒房的人已經把深圳變成投資者的天堂,年輕人的創業和出路逐漸被斷送,誰都想不到深圳的房價竟能從10年前的每平米六千塊漲到現在的每平方米六萬塊。這樣下去,取巧投機將一發不可收拾。


從本質上講,資本就是桿桿、信用、風險。現在的問題是高杠桿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即以時間換空間,只顧眼前把災難往后移。如果說中國以前是“全民皆商”,現在則是“全民皆資本”,甚至流行一種說法——“券商滿街走,上市主席多如狗”。但當投機變成全民運動時,只會加速泡沫破滅,風險必然到來。


以史為鑒,可知興衰。前文提到的日本80年代泡沫經濟危機就是明證。所以要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的慘劇,也真到了且行且珍惜的時候。水漲自然船高,但水落必然石出。泡沫破裂首當其沖的肯定是地產,受損的也將是靠資本溢價獲得財富的那幫人,畢竟浮財掩蓋著的脆弱繁榮終究會云消霧散。



三、財富的狂歡  眾生相



這些年財富爆發帶來的脆弱繁榮之下,也涌現了一大批賺得盆滿缽滿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是哪些人呢?主要有三類典型代表:


第一類是國有制企業。


保利、中信等這些國有制企業為什么發展這么快?他們慣常的做法是派了幾個人帶著一兩個億的啟動資金,然后利用國有企業的背景,貸款套利,低成本獲取資源,很快就可以滾出個幾百億,而這樣的故事也只能發生在這樣的國有企業里。就像很多銀行和政府的官員所說,“跟國企的人打交道不發怵,沒政治風險,他們貸了幾百億盤不起來也沒關系”。同時這樣的事從央企到各省城投再到政府投融資平臺,俯拾皆是,官商關系微妙異常,而效率卻極其低下。因此有個說法,西方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畢竟“肉爛在鍋里,肥水不流外人田”。



究其根本還是這些人獲得了一種治外法權,不僅分享溢價收益,而且在官商生態中能夠更直接、更肆意的獲取暴利。


回到現實,我們發現“小道理”還是要服從“大道理”。中國經濟一路走來要三個東西:


第一要公平,毛澤東要公平。就像諾貝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奇?哈耶克在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所說的一樣,那個時代的革命貌似偉大并希冀著走向一個很偉大的歸宿,但其實是走向了地獄,全民受難。事實上,整個中國也確實隨之進入了一種壟斷、獨裁、專制的階段,所以毛澤東要的是公平。但這種沒有效率的公平,本身就很難成立,由此也才有了1978年的改革。


第二要效率,鄧小平要效率。因為沒有效率中國就不能往前走,“摸著石頭”才能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帶來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而最終就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國勢和暴富。但這個過程中自然出現很多問題,包括社會腐敗、兩極分化等。怎么辦呢?


我認為,下一步習近平要的是權力。眾所期待的國企改革方案讓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因為在國進民退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繼續做強做大效率低下的國企呢?因為習近平意識到中國新一輪的改革,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是推動不了的。因為這次改革不像原來那樣還有很多人積極推動,而現在的各個層面已經存在很多既得利益者,因此少不了轉大彎、過大坎。就像習大大在談改革中說道,“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中國未來的改革和發展,單靠民營經濟是不行的,充其量多增加一些稅收。但是政府可以通過在組織上、機制上、人才上對公有制企業進行控制,為中央集權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因此我認為,未來央企、國企在新的治政邏輯下還將繼續發展繼續壯大。


第二類是集體所有制企業。


中國這個國家還有一道奇特的風景,就是紅帽子集體企業。什么是中國特色?就是一邊搞改革、搞開放、搞市場經濟,一邊又必須堅守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和國家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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